陈奕迅旧歌重编，带来什么新话题？

以“陈奕迅”之名推出新歌，需要宣传吗？

若回答“不用”，那是假的。更何况旧歌重编，推出新版本。

他的《Shall We Talk》由2001年发行至今，已经面世19年。

当初林夕写这首歌，事缘一次家庭聚会中，林夕不经意间大声回应妈妈，导致她很伤心，事后令林夕相当后悔。和大家一样，生活中我们大都照顾、爱护外人，却对至亲无礼。反省多时，林夕在一个星期后打电话向妈妈道歉。由此，写下这首关于亲情、沟通的《Shall We Talk》，Shall引导的祈使疑问句，带有恳求的语气：陪我说说话吧！多与至亲沟通吧！将疑惑的问题都袒露地说出来吧。

《Shall We Talk》在当时承载着鼓励大家和至亲多沟通的意义。

与陈奕迅其他耳熟能详的经典一样，这首歌在电台、电视台、演唱会、K歌房、播放器上播完又播，唱完又唱。

却忽然在2020年7月15日于各大平台上架重编版本《Shall We Talk》(Tre Lune MMXIX)。

为何重新推出？他的经典歌如此之多，为何偏偏是这首？

十九年后的今天，歌曲重编，它承载着什么责任和意义？

2019年7月制作，为何等到2020年7月推出？

01  SHALL WE TALK 陪我说说话吧！

当陈奕迅得知要重编这首歌时，他内心也充满困惑。唱了这么多年，究竟这首歌是否失败了？大家似乎都没有很想沟通或沟通不了？又或者是很成功，它真的能鼓励大家沟通更多？

重编版本中歌词没变，是编曲、MV、背后的意义变了。

编曲上糅合了粤式《月光光》、贝多芬德式和德彪西法式三个月光，正如歌名版本中Tre Lune；MMXIX是罗马数字，代表制作年份2019年。

不过，又如何？

卖点在于重新拍摄的MV。

新MV里，漆黑中陈奕迅被一只蝴蝶牵引，跟随至一条阶梯前。步上阶梯，来至“心房”。轻拨它，陈奕迅得以窥看不同常人——情绪病患者的内心世界，故事由此开启：

第一个情绪病患者是一名少女。她或孤独地呆坐，或在墙上涂鸦；第二个是一名少年，他紧抱着装有蝴蝶的牢笼。对于他们怪异的行为和藏匿背后的精神世界，陈奕迅流露出疑惑、不解、害怕的态度，采取的行动一如我们，把他们当作是“怪人”，逃避、远离他们。

直至第三个情绪病患者，陈奕迅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

这个情绪病患者是一名少女。她临渊而跪，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少女身上有一条连接她的绸缎，绸缎的另一端在陈奕迅手中。

绸缎犹如常人与情绪病患者之间的桥梁，只要陈奕迅主动轻拉绸缎，步近，便能拯救少女。

寓意无疑是鼓励大众主动给予接纳、关怀情绪病患者。

MV中，少女背对陈奕迅独自垂泪，回望一眼，仿佛向他作最后道别，下一秒便要堕落深渊。

千钧一发之际，陈奕迅像是忽然明白了什么。他可以选择视若无睹，冷眼旁观悲剧发生，但他没有。他将手中的绸缎打成一个个蝴蝶结，同时向情绪病患者步近，接纳，聆听，鼓励她。

兩人慢慢相聚，陈奕迅流露出关爱和鼓励的笑容给患者。刹那间，身后围城瓦解，光线重新照耀，社会的希望重新得以延续。

如是者，拯救这名少女后，在蝴蝶的牵引下，他再次回到第二个少年身旁。这次陈奕迅没有再流露出惊慌失措，而是尝试坐到少年身旁，然后把少年手中的牢笼轻轻一转，让笼中蝶重获新生，得以飞向广阔的星河灿烂处。

于患者来说，人生何尝不是需要多个角度看待问题？

换个角度看，世界大不同。

回到第一个少女中，陈奕迅手拿画笔，一同和少女在墙上画画。场景是不是似曾相识？小时候我们在墙上涂画时，是受到父母的呵责还是得到鼓励和赞赏？多一点关怀、陪伴和理解，是任何一段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良药。

影片以传声筒作结尾，呼应歌曲《Shall We Talk》，陪我说说话吧！

（标志中出现的传声筒是孩子用作遥距对话的媒介，MV中被视作沟通及分享的象征。）

MV中多次出现蝴蝶是借用了心理学上的“蝴蝶效应”：一种不同于普通的连锁效应、因果性不明显的情绪反应和行为。一件表面上看来毫无关系、非常微小的事情，都可能带来巨大的改变。例如当一个人小时候受到微小的心理刺激，长大后这个刺激可能会被放大，引起极大差异的结果。

重新拍摄的MV赋予歌曲的责任和意义已与十九年前不一样，承载着新的——让我们正视情绪健康之含义。

这一切的背后和一个计划有关。

02  重编背后是政府的支持

香港政府于《二零一八年施政报告》中规划每年预留5000万元作经常性拨款，推行一个持续的精神健康推广和公众教育计划。旨在通过教育，提高公众对精神健康的了解，鼓励市民及早寻求协助及治疗、减低公众对情绪病患者的误解及歧视。

2019年香港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和卫生署联合筹备《陪我讲 Shall We Talk》计划，邀请陈奕迅担任宣传大使，《Shall We Talk》作为计划的主题曲。

至此非常明了，歌曲的重编并非为了让它再次走红，亦非为了唱片大卖，而是作为香港政府推行精神健康教育计划的一部分。

计划目的是引起大众了解、关注情绪病，正视情绪健康，在社会中营造出对情绪病患者开放、接纳、聆听的包容氛围。

邀请陈奕迅作宣传大使，是借助他的名人效应、大众耳熟能详又含有鼓励聆听意义的《Shall We Talk》引起公众对话题的关注。

我们来看看计划背后的宣传矩阵：

两大社交网站上，脸书专页有超过1.3万人追踪，并于歌曲首发当天开设直播，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向公众讲解香港近年情绪病例状况。当天观看量达2.1万人；IG专页有905人追踪。此外还特设政府专题网页，歌曲及新MV亦于7月15日起在各电台、音乐播放器、视频网站上播放。MV上架2周点击率达22万，另外陈奕迅与卫生署为计划拍摄的采访视频，英文版点击率达9千次、中文版达6千次。

（政府专题网页。）

（过度活跃症、思觉失调、抑郁症、焦虑症、自闭症等是常见情绪病。）

（MV上架两周，点击率已达22万次）

重编歌曲、拍摄新MV只是宣传计划中很小一部分，计划中尚包含很多其他内容。既然如此，为什么计划没有在歌曲录制完成后开展？歌曲为什么要时隔一年才推出？

03  政府柔情

如前所述，计划目的是要将“正视情绪健康”概念深入民心。

那么应该如何做，从何适时推行？

天时地利显然也很重要。一如《周易》所言：“待机而动，待时而发”。

过去两年，香港经历政经波动；2019年7月MV重新拍摄后，不设防遇上疫情，雪上加霜下的香港人历经大停摆，停工、停学、停飞。

这是天时。

根据过往香港精神健康调查显示，香港七百万人口中，2010~2013年有超过100万人患有精神病。每7人中有1人受情绪病困扰。食物及卫生局的统计辖下及诊所的精神科病人超过25万人，其中有近乎5万人是属于严重精神病患者。那剩下的75万患者呢？他们或许是街上擦身而过的你和他？如果不加重视会发生什么？

这是2013年的官方数据。

2020年2月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就市民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看法进行调查，98%的受访者对疫情表示焦虑；受访者的平均焦虑指数为8.82分，反映他们的焦虑已达临界点 (一般而言，7分或以下属正常、8至10分属临界异常、11至21分属异常)。

（2020年2月中大医学院访问逾1000名市民进行调查，发现港人焦虑达临界异常点。）

有资料显示，近1年有更多的公众采取极端行为解决问题，如自杀。

据香港自杀报道数据库的统计数据，2019年共录得1042名香港人自杀，当中有722人自杀身亡，分别每天平均2.85及1.98人；2020年1月1日至6月30日，发生509宗自杀事件，一天最多发生7宗。仅6月共录得98人自杀，当中有69人自杀身亡，对比过往三个月平均升幅约12.21%。

这是社会现实状况。

疫情缘故，7月初陈奕迅为演唱会业界、为公众打气，举办了慈善演唱会线上直播，在全球范围内录得2000万人次浏览；7月尾是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放榜，师生、家长情绪难免受到波动。

《陪我讲 Shall We Talk》官方页面上，宣传内容包含工作调节、减压方法、面对冲突、亲子关系等的应对方法外，还有给考生的劝勉、舒缓方法。政府背后的柔情流露于计划的目标人群不仅是可能患有情绪病的公众，同样希望能起勉励、安抚落榜学生，降低学生因情绪困扰而做出不当行为的几率。

这是人和。

于此种种，向社会呼吁正视情绪健康变得十分必要。

计划开展后，面向各行各业的社会人士开展“精神健康急救基础课程”、针对中小企业开设免费工作坊、心理和饮食的咨询服务、健康检查项目；面向学园，给学生、教师、家长提供相应的有关资讯和应对情绪的解决办法。

写至此，已十分清晰本例有别于一般营销案例。本例主旨是想在芸芸概念推广的市场中，让大家看到香港政府是如何将不那么商品化、价值不可量化的事物进行宣传和推广，多方面让公众正视情绪健康。

陈奕迅在努力，林夕、陈辉阳在努力，一众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也在努力，香港政府各部门也一同在努力。在全球经历的天灾人祸面前，这个行动是值得借鉴和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