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大厂的女人们

 

夏明明在大厂常常听见这句话：「在职场，男性女性没有差别。」而且可能是出自高级别的女性管理者之口，她觉得这样轻易概述并不利于解决女性在职场的困境。女性怀孕后生活与工作难以平衡，但社会对男性期待更高，也会造成心理压力，很多想要回归家庭的男人不能回归，他们喜欢带孩子、照顾家，这种男人也很难有自己的选择权。「男性有男性的障碍，女性有女性的障碍，男性女性不一样，这是职场公平最大的前提。」她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尊重人，尊重男人和女人，尊重所有人的基本人权。

 

文｜秦雯子

编辑｜金匝

图源｜视觉中国

 

一个赌局在办公室里流传。

赌那位刚从其他公司跳槽来的女销售，能不能在阿里待上半年，原因是对方过分的精致——永远妥帖，一丝不苟的衣着，桌上每天都能看到鲜花。在阿里已经呆了3年的席月岚觉得她「太不大厂」了。

打赌最终讨论的实质是，大厂筛选出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女性？按席月岚的观察，穿印有公司logo的T恤和拖鞋，熬夜加班能面不改色走路的女性，才是办公室常见的狠角色。

一套近似的标准筛选出大厂的女性从业者们：性别意识要收起，理性和逻辑很重要，情绪化是不被允许的，但同时，这里也能容忍女性最大程度的强势。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聚集了最聪明的头脑，盛产雄心与强人，也常流传着女性的财富与权力的故事。在这里，能生存下来的女性往往都有共通之处，她们信奉经济独立、理性、自省，且有着强大的自我驱动力，换来的是体面的薪水，以及大厂光环下的资源与尊重。

但故事往往有另外一面。走过20年的大厂，新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女性因为性别、婚恋、生育，成为这里边不可知的变量，在野心和家庭之间，她们被迫做出种种抉择。有人在这里被掠取、被消耗，最后被甩出其外，也有人还留在其中，寻机而动。

光环

台上是五颜六色的发套，有粉红、银白以及绿色——在阿里某个部门的年会开场舞上，10个女人穿全套cosplay动漫装上台了。31岁的席月岚是其中一位，她头插羽毛，袖子一提遮住全身，全力扮演着「play girl」。但她知道，在底下2000多个同事看来，「play girl」不过是一群只会唱跳、养眼但混日子的女性罢了。

开场舞一结束，席月岚被通知要上台领奖，而且还是公司极有份量的一个技术类的奖项，奖励近期做出贡献的员工，一年下来也只颁给一两个人。假发来不及摘，羽毛也得愣楞地插着，众目之下，她跳到了台上。之前她老公抱怨跳舞时镜头给她太少，等领奖时，摄影师一个大特写打在她脸上，老公大笑，「Play girl获奖了，这个镜头牛。」

聊起这些高光时刻，席月岚想起刚来阿里时，专业是计算机的她其实只会一项特定的技术，「相当于在一个医院，我可能只懂扎针。」HR通知她被录取了，但态度十分勉强，安排她做互联网末尾的工种——售后。但一年半后，她接下一个上亿元的单子，也只有她能接，正好应了她会的那门技术，其他人都不会。获奖后，很多人跑来恭喜她，包括那位HR，「你是我们的骄傲。」

「特别多的年终奖」、股票以及晋升，都密集地砸过来，她还被邀请到某个峰会上演讲，一年中被邀请了两次。一次她演讲完，有人追过来称是专门为她而来，拿着本子要采访她。席月岚慢慢体会到这次经历的奇妙之处，「之后，你和任何人交流都变得很有底气。」

与席月岚不同，36岁的贾逸婕最不缺的是底气与自信。13年前她拿着头部广告公司奥美、麦肯的履历，去当时还在理想国际大厦的百度应聘。一位女高管坐她对面，「说实话，你不太适合我们公司。」贾逸婕转身就走，想着「以后坐在这个位置的人会是我。」

贾逸婕经历丰富，是旁人眼中最有大厂光环的那一类女性：24岁遇到公司裁员，她当天到家独自干了半瓶二锅头，倒头就睡；30岁时，她辗转过多家互联网公司，最后进入百度。在这里，贾逸婕操盘各种大会，一切能在公众视野里代表百度的那些闪耀时刻，她都见证过，她也终于成为百度的中层管理者。

她表达直接，看人时目光犀利，但在百度，她学会进退有度，和男上司争取多加一个人力时，也红过眼睛，她感到「能善用这些东西，对你的业务是有帮助的」。在调度下属时，她又甚识人心，以「今天累不累」开头，和下达一个严苛的死命令结束。有人总结百度女性管理者的形象和唐僧一样，「唐僧说什么，孙悟空还不是照样做，话和你开玩笑地说，但你绝对照这句去做。」相比男性的刚硬，大厂的女性更善于整合团队资源，去达到目标。她们对目标的理解更深刻，像一个大姐大一样，细腻，善于粘合。

技术峰会过后几个月，席月岚想通一个问题，为什么她能获奖，是因为尽管身在售后岗，她也在为公司赚钱。她的上个东家是家小公司，售后和研发一样苦着、累着，但工资低，且人难招，毕竟一个负责花钱，而另一个负责盈利。

在阿里面试时，席月岚的上司说要做一件事，想让服务也收费，让售后、运营为公司赚钱。「也就大厂可以，以前的小公司能想到，但改不了这个市场，但大厂可以改变整个行业，只要你能玩下去，市场就能跟着你转。」席月岚一下觉得，这也太酷了，「在大厂做很多事，不经意间能让整个行业都有变化。」

但在年长她5岁的贾逸婕看来，「你在这个平台，即便你不做什么，或说任何一个大厂员工，都会有这个光环。」

代表公司出差，是贾逸婕最能感受到大厂光环的时候。开会时，当有人听说她是来自大厂，总会特意抬眼看一眼，来自她的意见，大家在听时，都带着一种无条件的安静。她被其他人称赞的点在于，能花极少的钱，完成一个大项目的推广。

但贾逸婕也有困惑，她很清楚，大多数项目推广其实是通过内部资源进行置换，在大厂倾尽全力去推一项产品时，个人感受到的光环，或许是「虚妄的想象」。

奔跑

 席月岚也清楚得奖的另一个理由。过去的180多天里，她几乎是全天候守在电脑旁，没有双休，也没有春节。半年里唯一一次去看电影，中途还被揪出，去最近的一家星巴克打开电脑开始工作。她必须随时响应客户的要求，即便是凌晨两点出现卡顿的故障。

快，被奉为互联网的金科玉律。在席月岚看来，这是所有大厂人忙的根源。一个新的产品上市，组织架构还没成熟，就得先跑起来，「中间会有无数的问题，一个人，充当多角色去解决。」

34岁的赵彬歌是一位技术测试员，她不爱打扮，红色袜子配拖鞋是常态，对她来说，最好的慰藉是美食，她的朋友圈里也都是这些。从进入华为的第一天，到走前那一天，四年零八个月，神经拉得又细又长，她参与一个重要操作系统的上线，延迟了5次还没达到要求，在最后期限里，她和团队终于「把系统怼了上去」，中间是8个月连续上班，没有周末，常常凌晨一两点回家，连续通宵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有一天下班，她和同事看到外面天刚亮，两人一惊，觉得现在回家太早，好几个小时的空闲，不知道该做什么。

小绿也是在这样的节奏上奔跑。她发觉在大厂要完成一件工作，付出必须是100%，甚至是120%。因为被分摊的活儿太多——来面试时，面试官直接向她吐了一摊苦水，有多少活、多少KPI等着去扛。「一年的KPI是要完成24个大型项目，平均一个月上马两个新项目。」

上厕所也是争分夺秒，在大厂的老楼里，厕所是小隔间，木头漆成黑色，36岁的小绿常常往那儿一蹲，争取多待半分钟。小空间给她安全感，在这里，她把压力泄一泄，静一静。说这些并不代表她在抱怨，相反，是一种复杂的自得，能不抱怨才是生存下来的王道，压力一泄，她又能继续战斗。聊起周末加班太晚空调停掉那次也是如此，一屋子人热得汗流浃背，到有人中暑了才喊物业，物业赶紧过来道歉，那也继续加着班，也没有说谁有抱怨情绪，仿佛事情本该如此。

小绿一个人住，为了减少上下班的时间，她租在寸土寸金的互联网高地中关村，一间能步行回家的房子，60年代的样式，厕所门的玻璃上糊着报纸做遮挡，空调打开后有强烈的气味。加班结束往往是午夜，她打不到车时，一个人从苏州街走回家。还有一次回家开门，大门的锁栓掉下来，半夜两点，她叫了一个修锁的师傅。

10多公里外的后厂村发生着同样的景象。见到李蓉这天是工作日的上午，在百度工作的她戴一顶八角帽，穿一条宽大的运动裤，脚上蹬着运动鞋。她的同事描述，今年一整年都没见她穿裙子。李蓉觉得裙子是效率杀手，工作太紧绷，要节约时间，抓紧放松。同样，她只用一款免洗面膜，防晒霜必须是可喷的。如今交朋友的时间也被划走，曾经和同城的闺蜜一周要打三次球，每天腻在微信上，现在来百度5年，两人最近的交集是，李蓉在对方生娃的朋友圈下点了一个赞。

她下班时是晚上11点，这时后厂村的大厦大都亮着，百度园区五六层楼高的几何方块，像是等着最后一拨人离开的大学自习室。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有干洗房、咖啡馆、健身房，园区解决人的一切需求，打车20分钟，就能抵达她的合租房，这也是她活动半径里的最远处。

31岁的李蓉偶尔会想起她在家乡的同龄人，多半是做教师、公务员这样的职业，她觉得即使到了40岁，这些人的状态也是年轻的，而在大厂，30岁可能就已经老了，是互联网加速了这一代人的消耗。

李蓉在百度工作了5年，最风光时，见证了百度在大厂里面遥遥领先，回家乡时，同学们都称她「互联网专家」，然而从去年4月到现在，百度股价严重缩水，这艘船贬值的同时，她觉得人也跟着贬值，最近已经很少有猎头给她打电话，看到朋友圈里有人直接开骂她的东家，她也不能发作，默默划过。

这些都是互联网里掉队者的代价，上个月还被追捧的公司，下个月就会被市场淘汰——大厂需要用快对抗周期性，大厂最没有安全感。「拼命也不一定活，但是不拼命肯定死。是活着还是死，每天要面对这个问题。」

系统

让一群女性甘愿在一个体系里长久生存，大厂必须有一套自洽的逻辑。

在华为面试时，HR的几个提问让赵彬歌印象深刻——「家里有没有房产？经济条件如何？」她出生在农村，是家里的长女，也是唯一一个重点大学的大学生。她是这一类奋斗者的缩影：妹妹在读书，弟弟有了小孩后无力负担，而她自己也有孩子，只有她能为原生家庭提供经济支撑。

华为前HR江华谈到这里选人的标准，说了八个字：「一贫如洗，胸怀大志。」出身寒门的弟子，来华为通过知识变现，吃得了苦，扛得住事，在这里容易展现才能。华为给予的，可能是一份不会被拒绝的收入，比如同龄人两倍以上的工资，如果是特殊的任务，「一百万够不够？不够可以两百万，一千万。只要能把活干下来，钱就是你的。」

但代价也异于常人。江华有位女同事被派到非洲的科特迪瓦做销售，刚去两个月就发生战争，坦克开到大街上，她被迫躲到地下室办公，工作不能停，业务还得运转，客户得跑。不仅有战争，还有疟疾，这位女同事得了3次疟疾。

「不能说哎呀我害怕，就回国，你可以这么做，但回来就不再符合华为的价值观。华为是客户第一，不会远离客户，不到枪逼到脑门上，不会放弃业务。」江华回忆，女同事没有辞职，回来后更受器重，晋升了。

对另一些女性来说，升职加薪可能不是唯一的目标，大厂能给予的，是另一样她们需要的东西。来自腾讯的夏明明39岁，对抛过来的一切问题都抱着警惕，「我不同意」，「我没有严谨的答案」，「我不能够回答」。她一头短发，眼睛轮廓锐利，运动T恤贴在平坦的小腹上，看得出长期管理身材的痕迹，不笑时法令纹显示出一点权威，笑时又有一点调皮。她曾在一家报社待了十几年，后来又担任一家杂志的副主编，去腾讯，是她想离新技术近一点。在职场腾挪多年，她知道自己要什么。「我是那种创意型的人，喜欢冒险，喜欢不确定性。」猎头找来后，她成为腾讯的一位总监。

曾经在腾讯工作过的HR李哲，总结腾讯喜欢招「好学生」，好学生喜欢做难题。他偏向于那些脑子里有火花、眼睛里有光的人，不喜欢经验主义，因为互联网不可能遇到相似的命题，必须从0到1。做更有价值、挑战更大的事，这样的价值观，同样吸引了夏明明。

赵彬歌在华为的面试很快通过，她认为自己还有一个优势，已婚已育。团队里只有三位女性，她进入核心层，成为小组负责人，平时她一个人就可以干四个人的活，最投入时看到水杯没水，想到接水会花时间，就忍下来。但回报也是丰厚的，她每年会给家里近10万元。

这也意味着工作要全力以赴，无法分心给家庭，赵彬歌已经和家里人沟通好，4年里，她几乎没有陪女儿买过衣服，两个月休息一次，只陪女儿去趟海边。因为陪伴少，女儿没有安全感，粘人，要抱，很容易不满，3岁时还不会自己吃饭，直到3岁半，她才敢送女儿去幼儿园。

在大厂，这些家庭生活很少被谈及，像一只拖累人的手，会被认为是对这个超速运转的系统的冒犯。但偶尔，还是会露出蛛丝马迹。阿里一位男同事提出第二天不能出差，原因是老婆临近生产，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老婆怀孕了；一位女高管的小孩突然感冒了，但她手上的事还不能交出去，无法回家，晚上12点，她在公司，丈夫全程手机直播带着孩子看病， 有人听她那个声音，是真急了。

对个体来说，拿这些来交换工作值得吗？赵彬歌想过这个问题的答案：互联网讲究快，无需完美，先要落地，去占风口，去迭代。「你想着手上的事要快速拿结果，这个时间比较宝贵，就会压缩自己的时间。」

此外，还有一种叫做deadline的吃人妖怪在追着跑。在高度竞争的环境里，一丝错误可能就会决堤千里，不能跟不上，因为可能马上被人替换，更不能示弱，太多的眼泪被掩盖在高速的考核之下。

螺丝钉

来阿里前，31岁的吴凯茵在职场腾挪了五六年，最后一份工作是许多人羡慕的老牌企业，但她见识到其中的严苛上下级制度对人的消耗。来了阿里，她发现，「呀，总监级别也坐在一样的工位上。」她也因此成为前同事眼里追求自我和理想的那一类新女性。

在大厂，从不缺少这样的女性故事：有人创业实现了财富自由，在香港买好保险，在日本买好房，37岁来到腾讯重新开始；还有人在31岁时辞掉外企最好的工程师待遇，来阿里做一份售后的工作，为的是改变行业。这些故事曾经激励过吴凯茵，但没过多久她发觉，那些自我和理想背后，也有流水线上的某种重复。

拆解是大厂的一项重要技能，由上级争取回一个项目，拆解成四五件事，每个人领到的都不同。首先是拉通，又称为从0到1，是最重要的工作，意味着一件事要从无到有，把各人独自防守的资源壁垒打破，成为一条生产链条。「1号位」员工，由部门领导指派，之后，会有其他同事来配合，工作内容听起来不那么令人兴奋，项目维护、运营，以及辅助1号位。

一开始，吴凯茵并不知道其中的差别。一顿1号位和2号位争抢之后，她获得2号位的一小摊活，界限分明，比如把推广的要求接过来，对接外面的承包商，提意见，修改，再提上一堆意见。对她来说，这些工作并不难，甚至可以称得上轻松。

但这并不影响她的工作热情，她上午10点前就到公司，晚上9点半之前没回过家，充满雄心，干劲十足，周报能洋洋洒洒写上两三千字，上数据、图表，做分析，没想到上司反倒提醒她周报太长——那些周报的内容太多，一些超出了她的工作范畴，而上司做汇总往上递交时，涉及她的部分，其实只需要500字，剩下这些，根本融不进上司的模版。后来她才明白，比起每件事都摊一点，不如老老实实把自己这堆事做好。

吴凯茵也渐渐悟到，在大厂，等级同样存在。阿里按P\M来分序列，分别代表业务和管理岗位，P低可至5，高可至10。她发现如果一个人在这里待了3年，职级还是P5或P6，他们通常很Nice，做事尽心，但没太多野心，多半愿意帮助人；能升上去的，通常是眼光犀利的人，他们没那么Peace，执行力高，对资源也会更敏感。

半年后，吴凯茵觉得自己掌握了一套大厂的语言：各个部门一起谈事，叫「勾兑」，和上级说说手头进展，是「同步」，还不能和「对齐」用混，后者是针对跨部门而言，像「汇报」这样过于国企的口吻，会被视为古板。吴凯茵觉得这些词很形象，比如「勾兑」，在大厂做事，就是调制一杯奶茶的过程，两个人合作一件事，你倒一点牛奶，我倒一点红茶，人人都是螺丝钉，互相试探、博弈，界限感极强，不会多，更不会少。

重复性，从公司的角度来看，是大厂女性要接受的——稳定才能赚钱。已经离开大厂的前HR庞博认为，如果微信down机，支付宝结不了帐，华为设备打不通电话，公司分分钟面临生死，这种系统的稳定性要求个人也是稳定的，能够做这些重复性的工作。

正是因为如此，大厂会有「人才黑洞」，在李哲看来，每个行业里最头部的企业，一定吸引了一群优秀的人，但即便是北大、清华的人来了大厂后，发现组织分工还是那些，都是做基础的工作。他认定「好学生喜欢做难题」，但在那些位置，可能就是没难题可做。更可怕的是，长期在螺丝钉的岗位工作，慢慢只能做1.0的事情，虽然有做2.0的能力。「企业存在的终极意义是为了实现人的意义，但在大厂有一部分人是被浪费的，因为人才太多。」

一个人到底是扮演发动机还是螺丝钉？一个厂依靠的是英雄主义，还是集体主义？夏明明提到一个公式：behavior=environment×personality，每个人的行为是环境乘以个性，不是说环境把人都变成了这样，也不是说因为这样的性格就做这样的事，它是一个两者特别复杂的、交互的过程。

难以平衡

吴凯茵很快察觉到被替换的危机。她是团队里为数不多没有做过1号位的员工，在年底考核里，她被上级定义为「视野不够宽阔」。为此，她在开去上班的车里哭了3天。晋升失败后，她想到如果工作能力有限，应该在生活上花点力气。她想要一个小孩，「晋升为妈妈也是晋升」，她苦涩地想到。

怀孕这件事，她只告诉了她需要直接汇报的那位上司，对方建议她以后可以做些辅助性的工作。并不是强制性的命令，但她还是当场哭了，她对自己有要求，更想做独立的项目。上司让她冷静冷静，身体为重，她马上表示，「是生理反应。」

怀孕前四个月，除了这位上司，她没有让一位同事知道，为的是让自己更忙一点，「在大厂的生存法则是越忙越好，知道你是孕妇，派活时会有衡量。」后来即使是大家都知道了，13次产检，她也只请过两次假。见她这天，她并没有穿着宽大的孕妇装，而是让毛衣紧紧贴在肚皮上，掐腰马甲一收，并不能看出是孕妇。午饭是在食堂，花10分钟，一份青菜加几块鱼，她不让自己太特殊。

在席月岚看来，一位女性怀孕，似乎意味着在大厂就变成另外一种人。她在31岁这年准备怀孕，家里催，年龄到这儿了，但同时，她也面临一个从P7升到P8的机会，领导曾经示意会提名她。怀孕的消息让一切被打乱，她觉得自己无法再做之前的技术岗，「你给孩子喂奶，说请稍等10分钟，那客户的电话就挂了。」

怀孕后，席月岚和吴凯茵一样，被看作是领导助理行列。一次她做好PPT，会上讨论时，一位和她同级别的男同事调侃，「终于可以享受老板秘书的服务了。」席月岚觉得那个敢一头银发就跳上台领奖的骄傲女孩消失了。「秘书是附属性质的，助理，是要帮助老板站在全局上看问题的。」她较真地想。

她精心策划，小心布局。比如怀孕的日子必须精准地绕过双十一，那时要熬夜，还不能浪费一个财年，两个财年考核打分3.25，就可能回家了。

生完小孩后，席月岚做的第一件事是让自己的样子看起来没什么变化。镜子里的她——驼背，骨盆前倾，肚皮松垮。虽然她当时只有108斤，可她还是在产后40天时，花了两万块报了瑜伽班，如果不是因生产时失血过多，这个日子可能还会提前。她每天喂着奶，同时按一星期5次的频率练着产后修护操，「有时痛得背上一身冷汗」。

「你是去捡了个孩子吧？」「怎么比怀孕前更漂亮了？」席月岚模仿女同事们羡慕的语气，她坦言，她非常享受这些。但在下午5点半的吸奶室里，她再次受到了警示——一群产后妈妈，追着剧，打着游戏，打算下班。她脑海里浮现两条路，第一条是打3.25，回家，再一条是先混，等一两年再看公司机会，重新开始。她决定选择第三条最难的路——当产品经理，一个她从未碰触过的、需要背负几千万销量KPI的岗位。「不想小孩问我，妈妈会做什么，噢，我会烧饭、洗碗。我希望在他每个阶段，都能提出重要的参考意见，所以我也得上进。」

她每天带着电脑去吸奶室，同时训练自己一天只吸一次奶。按正常是3小时吸一次，涨乳的胸会像石头一样硬，极疼，常跑吸奶室非常影响工作，她忍住疼痛，每天推迟一小时去吸，直到可以间隔10小时。

但是工作并没有因此放过她。一次上司找她谈话，因为财务审核的问题被同事牵连，「问题都捅到大老板那儿了」。上司把那位同事狠狠训斥了一顿，但介于她刚生完孩子，上司对她欲言又止，这反而更刺痛了她。之前上司也表达过，她回来后，大家都会正常给她派活。而真实情况是，她每个会议只能吸收10%，全是她听不懂的专有名词。最后她想了个办法，用录音笔，录完回去扒词。

席月岚最近遇到一次宝宝过敏，起了红疹，她一直在办公室工作，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还没有吃过一顿饭，有一瞬间，她想不顾一切回家看孩子。她又想起偶像彭蕾的故事，那个阿里最著名的女性。在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彭蕾每天晚上8点回家，先把小孩哄睡，到了9点、10点，再回公司继续加班。席月岚感到崇拜，但并不羡慕，「做到那么极致，真难。」

赵彬歌也觉得自己挑了一个最不恰当的时间怀上二胎——重要操作系统上线时，正值开放二孩，丈夫告诉她年纪到了，生孩子能在家里玩半年，什么都不用干。她也想着，这对工作紧张的节奏是一种调节。

哪怕怀孕，她也「特别想把事情做好」，好几次加班到夜里11点，丈夫打车到公司楼下等她回家，那时她已经怀孕8个月。孩子出生后，她发现自己的计划被打乱了，这个年龄，带第二个小孩比上班还累，工作也一切清零，她之前的项目都交出去，做些边缘的事，才能保住带孩子的时间。

在HR眼中，大厂的运转像是画同心圆，越处于外围，离心力会越大，自然会被淘汰，必须要不断往里走。关于女性怀孕时工作上的困难，很少传到李哲的耳朵里，「工作强度太大这种话，非常少，因为本身这个可能说了也没有用。」作为男性HR，他认为职场女性成熟的标志是，不会把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做过多表达，而企业能够做到的，只能是一种基于伦理的相对公平。

夏明明的孩子已经9岁，家庭和工作，她很明确，是都要的。「人应该是什么地方给你激情，你就应该在哪里投入激情，和同事一起完成有意思的事，很开心，有成就感，回家我也很开心，家庭让我安全、让我幸福和期待。」

她的方式是，协商出一个家庭模式，而不是谁为谁做出长久的、一边倒的牺牲。在每天要做的无数个决定中，去确定这种模式。「如果这个会，我的缺失会成为阻碍事情进展的那一环，那我就参加。陪伴家庭的时间多少并不是一个核心的标准，更重要的是是不是彼此信任、依赖，哪怕我陪女儿时间少，但她是爱我的、是相信我的。」她总结很多平衡不了的状况，是因为可能太在意另外那一边了。「时间花在哪里，就反映了你的目标在哪里。时间对我们都是一样的，是最公平的事情。」

夏明明在大厂常常听见这句话：「在职场，男性女性没有差别。」而且可能是出自高级别的女性管理者之口，她觉得这样轻易概述并不利于解决女性在职场的困境。女性怀孕后生活与工作难以平衡，但社会对男性期待更高，也会造成心理压力，很多想要回归家庭的男人不能回归，他们喜欢带孩子、照顾家，这种男人也很难有自己的选择权。「男性有男性的障碍，女性有女性的障碍，男性女性不一样，这是职场公平最大的前提。」她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尊重人，尊重男人和女人，尊重所有人的基本人权。

优先级和manner

 大厂里的女人，工作与生活，永远有矛盾相伴相随，特别是到了中年，有人比喻，「中年女人的生活就像湖面的鸭子，表面优雅，水底下在使劲扒拉。」

在百度的管理岗上待得越久，贾逸婕越能感到工作烙下的痕迹对生活的影响。优先级、deadline、KPI，这些词汇训练她对任何资源都会产生一种紧张和敏感。最先体现在前年爸爸住院，病来得又急又猛，但那时正赶上业务的品牌升级战，一个EXCEL表格把她那段时间的工作填得满满当当，从10月排到了来年1月。

爸爸的住院费是一天一万元，转到新院的那天，医生告诉她当晚不能走，必须陪护，但ICU门口没有椅子，冬天，她在地上坐了一宿。就在这时，她也没有放下工作，她的解释是，心重，放不下，她这里是一个枢纽，要串起所有资源。她让下属把解决不了的问题抛在微信上，她随时看。她能感到自己在和自己较劲，「救我爸，我跟天斗；做这个campaign（战役），和人斗。」

她尽量让两边都顾到。常常她打开电脑时，爸爸就躺在旁边。出于对资源的敏感，她借爸爸的病情，和医生们聊一些家庭、生活的琐事，逢年过节还去对方家里拜访。

去年5月5号，父亲过世，4月26号时，她还带着下属开会。之后，贾逸婕大病一场，是带状疱疹，一条红肿从脚踝一直蹿到大腿根，把脓包拨开后，她只能坐轮椅。那是她给爸爸买的轮椅，她希望他能从ICU出来，坐着这个看看阳光。爸爸没坐上的轮椅，她坐上了。

连最疼的时候，她也没忘记在公司保持体面，那几天要连续打针，但有一个PPT做好了得去演讲。她让人推着轮椅进公司，专门找中午12点人少时。「我怕大家觉得是，你是装的吧，非得这时候来公司干嘛。」

贾逸婕知道中年女人像湖面的鸭子这个比喻后，只有苦笑。今年她的三件烦恼事是，婚姻危机、为孩子升学搬家，以及操盘一个会议的传播。她说不能让三个矛盾同时爆发，否则人会垮。鸡飞狗跳之中她想到，「我的优先级是什么？这是百度教给我的。」  

第一个优先级是公司的项目，因为deadline就摆在那里，不可能更改时间。平级的是搬家，在小孩开学前，必须找到学区房搬进去。最后，才是婚姻。当时她平静地给那个女孩打了一个电话，问一些细节，没有质问，没有辱骂，就是很平常的语气。当她知道已经没有办法继续时，并无吵闹，只是选择离开。她认为到了中年，更需要有manner（优雅）。

但manner还是有裂缝的时候。那个8月，搬家找不到房子，丈夫也被她请出去住。她在阳台抽着烟，想着以前她父亲在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坐在那张沙发上，即便是她遇到再难的事，只要在那儿坐会儿看会儿电视，就是安慰。但如今让她崩溃的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她母亲带着她女儿在睡觉，灯光灰暗，她想着，「连一个能依赖的人都没有。」

到了35岁，贾逸婕终于明白当年面试她的那位女高管带大金耳环背后的含义，「要有气势。我要hold全场，hold我的下属，我不能让这个气泄掉了，那个是你的盔甲，但其实又是柔软的、脆弱的、需要掩饰的。」

离开与留下

 去年，贾逸婕的上司问她，如果百度给你的所有东西被剥夺掉，你还剩下什么？降级、降薪或者fire，公司有权给你，也有权剥夺。「你不可能在大厂待一辈子。」上司告诉她。

庞博很赞同，职场天花板在大厂里是避不开的话题。他觉得阿里和华为依赖组织和执行力，女性在其中相对容易成长，走向高位，而依赖技术的百度和腾讯，女性会比男性遇到更多坎坷。

贾逸婕时有「心中有马，手里无刀」之感。她有自己的职场理想，想更淋漓尽致地做事，但现在的工作趋向一个稳定的饭碗。她常想着要冒个险，离开大厂。

到一定年龄，渴望回归更真实的自己，也知道什么能真正激励自己后，夏明明也决定辞职。她在完成一个「能被记住的项目」，对自己有了交代后，觉得时间点到了。但其实进入腾讯的第一天，她就觉得自己不会待很久。

腾讯和她见过的外国大企业很像，稳定、成熟，「已经是这么大的一个体量，早过了高速增长期，有一些成熟业务就是那样子日复一日地运转，挺明确的。一个成年人很难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是如果他还是一个小baby呢？」她喜欢的是各种可能性。离开后，她加入了朋友创办的一家书店。 

这个时间点，往往也是很多女性动离开念头的时候。企业要往前走，要保持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35岁到45岁，可能薪酬比较高，干劲少了；而对个人来说，到后面钱也不是越多越好，边际效应递减，离开成为一个双向选择。

赵彬歌也觉得自己不可能一辈子待在华为。「我们工作是为了生活，永远不要违背这一点。」她可以忍受某一段时期，比如三五年，对家庭的兼顾少一些，但不能一直都把孩子扔在外面。得知在公司附近的小学需要儿女周一到周五住校，她决定换一所学校，自己也换一份工作。

辞职后，她去了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带领60人的团队，把一个濒死的项目救回来，「等于有三个星期，平均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中间还有不定期的通宵。」但她仍然觉得，即便是这么大的工作强度，仍然不及在华为时感受到的那种压力。

在大厂待了10年的王丽丽，有一个8岁的儿子。上学期末孩子所在的学校做家庭调研，问小孩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儿子写的是，爸妈在外务工，我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儿子对她职业的理解是，妈妈是打电脑的，回到家，很少看到她干别的事，总是躲在房间敲电脑。有时候，会介绍她是开会的，因为每次打电话给她时，她也都是在开会。 

在大厂里淬炼，即便已经签过终身合同，王丽丽离职的念头还是会一个月出现一次，「像大姨妈一样」。有一个计算公式是，年龄除以成绩，值越低则潜力越低。女性35岁是一条警戒线，BOSS直聘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当工作经验超过15年时，男性和女性在2019年的薪酬差异已经拉大到36.4%。王丽丽能感到，之前的那种紧绷感跟弹簧一样，越拉越长，到最后就会被拉平，但对小孩的亏欠感会不断叠加，即便再有野心，她始终还想做一个尽职的母亲。

吴凯茵并不这么想，去年网易、华为辞退员工的新闻被她看成一种震慑。她并不愿离开这里，互联网年景不好，她怕出去再难找到同等薪酬的工作，到了35岁，工作并不好找。她谈起朋友在腾讯上班的见闻，上司在群里训斥了整个部门，年轻人打个哈哈过去了，因为觉得自己即使这次犯错了，以后也有很多机会去弥补，而年长的那位焦虑了几天，反反复复说「绝不能再犯这种错误」。

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年初，很多大厂的女性因为人事重组离开，项目不在，人就得走。工作3年后，小绿感到疲劳，选择回了老家，在小城里待了两个多月，学了开车、刺绣和插花。从去年开始，她发现自己长出许多皱纹，法令纹越发明显。在大厂的几年里，她常熬夜，零嘴不断，体重在130斤这个点再下不来。几年前她还会穿着二次元的衣服，正大光明地出去，今年她不敢，撕裂感很强烈，「就觉得这个脸怎么回事，哪来的？很陌生。」

在老家，大厂的女性们再次被投放到相亲市场上。小绿一直单身，之前偶尔有男性微信敲她，问忙不忙，她的回答一律是，忙。有事得快说，不是公事，不聊天。几年前她也相过亲，对方是个画家，得知她的工作后，要求把他炒火。当时她想，上班这么累，下班还得做乙方接你的需求，此后，就不再联系。在老家，亲戚给她介绍对象，条件都很悬殊，男方甚至期望女方带着去北京发展。而李蓉偶尔回老家，奶奶总会逼她相亲，或是见当地公务员，有一次，将一位巴士司机介绍给她。

去年11月，贾逸婕也辞职了。她在朋友圈感叹，「石的困惑在于看不到山，甚至不知道山的存在。」大厂的光环让她认不清自己的价值，她选择离开，打算和前同事一起创业。

至于一开始的那个赌局，席月岚要获胜了。新来的那位女销售看起来很难支撑下去。在她看来，对方带来的是那一套——请人散散步，吃吃饭，把问题解决在酒局上。「但在大厂，这是行不通的。」很快，在一个技术大会上，那位销售碰了壁，没有争取到一个主场的位置。得知她一个上午要进行五六次补妆，席月岚表示，这超出她的承受底线，能够抽空去一次，顶多了。

她觉得对方并不适合这里，如果有补妆的时间，大厂的很多女性，可能会用来继续工作。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涉及人物均为化名，巴芮对本文亦有贡献。）